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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  费瓦湖的倒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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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三章   费瓦湖的倒影 (第1/2页)

    一周后,陆云帮尼玛还清了那笔高利贷。

    他没有告诉她。他通过酒店的前台姑娘找到了尼玛那个开小旅馆的亲戚,又问到了债主的联系方式。那是一笔换算成人民币不到四万块的债务,利息却已经滚到了本金的两倍。陆云把钱汇过去的时候,在汇款附言里写的是尼玛父亲的名字。他没有留自己的名字。

    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。不是因为慷慨,而是因为在他看来,这笔钱不应该成为一个人生活的全部重量。四万块,在陆氏集团的账面上连零头都算不上,但在尼玛身上,它是每天清晨到黄昏的奔波,是嗓子里的咳嗽,是一颗一颗被捻得发亮的念珠。

    但尼玛还是知道了。

    她找到他的时候,他正在杜巴广场边上那家小茶馆里喝奶茶。她把一张纸放在他面前——那是债主开的收据,上面写着“已结清”。她的手指按在纸上,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。

    “是你。”她说。不是问句。

    陆云放下杯子。他没有否认。“是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?”

    “你说呢?”

    她看着他。那双冰川融水般的眼睛里没有感激,也没有愤怒,只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——像一个习惯了独自负重的人,忽然被人从肩上取下了担子,反而不知道该用什么姿势站立。

    “这太多了。”她终于说。

    “不多。”

    “我要还你。”

    “不着急。”

    “我要还你。”她重复了一遍,语气更重了。她手指上的念珠在微微晃动。

    陆云看着她。这些天的相处已经让他足够了解她——对尼玛来说,欠债不是钱的问题,是某种更根本的东西。在她的世界观里,每一笔账都要算清楚,不管是钱,还是别的什么。她不欠别人,也不让别人欠她。他帮她卖掉毯子,她坚持要给他分成;他请她喝奶茶,她下次一定会请回来。这是一种刻进骨子里的平等感,与贫富无关。

    “好。”他说,“你慢慢还。”

    她的肩膀微微放松了一些。她把收据折好,放进口袋里。

    “不过,”陆云又说,“我有一个条件。”

    她的眼神又警觉起来。

    “你带我去博卡拉。”

    “博卡拉?”

    “他们说费瓦湖很美。我需要一个向导。”

    尼玛沉默了一会儿。她知道他不是真的需要向导——他完全可以在加德满都找任何一个旅行社,花几百块人民币就能雇到一个说流利英语的职业导游。但他找了她。

    “好。”她说。“向导费,从欠款里扣。”

    “可以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时候走?”

    “明天。”

    她点点头,转身要走。

    “尼玛。”陆云叫住她。

    她回过头。

    “你不需要有负担。”

    她没有回答。她只是抬手摸了摸手腕上的念珠,然后走进了午后的阳光里。

    第二天清晨,他们坐上了从加德满都开往博卡拉的大巴。

    大巴车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了六个小时。尼玛坐在靠窗的位置,陆云坐在她旁边。她一路上话不多,大多数时候只是看着窗外。偶尔她会指给他看远处的雪山——“那个是安纳普尔纳”,“那个是马纳斯鲁”。她的手指在玻璃上轻轻点一下,那座雪山的名字就从她嘴里滑出来,像在介绍一个老朋友。

    车程过半的时候她睡着了。她的头靠在车窗上,随着车身的颠簸微微晃动。阳光从车窗照进来,落在她脸上,把她的睫毛染成了金色。她的呼吸很轻,但偶尔会有那种若有若无的杂音——像风穿过狭窄的峡谷。陆云听着那呼吸声,想起了巴格马蒂河畔她说的那句话:什么都断不了,什么都连着。

    他当时只是觉得那句话很美。他还不知道,这句话会在往后的日子里,变成他理解这个女人的唯一线索。

    博卡拉在午后出现在视野里。

    与加德满都的尘嚣和废墟不同,博卡拉是另一种存在。这座坐落在安纳普尔纳山麓的小城,仿佛被雪山和湖水共同宠爱着。旱季的博卡拉气候宜人,天空是一种温润的浅蓝,云朵像被揉散了的棉花,懒洋洋地挂在山腰上。街边的房屋不再是加德满都那种密集而杂乱的砖楼,而是更矮、更疏朗的建筑,墙壁上爬满了三角梅,红的、粉的、橙的,在阳光下开得不管不顾。

    他们在一家临湖的小旅馆住下。旅馆是尼玛选的——她说她认识老板,能拿到便宜的价格。房间不大,但有一扇正对费瓦湖的窗户。拉开窗帘,湖水和雪山就像一幅挂在墙上的画。

    陆云站在窗前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“我没想到这么美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你没来过?”

    “第一次。”

    尼玛走到他旁边。她看着窗外,目光落在远处的鱼尾峰上。“那座山,”她指着那座形状独特的雪峰,“是鱼尾峰。我们夏尔巴人说,那是神的鱼尾巴变的。”

    “你去过吗?”

    “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。走到大本营。”她的眼神柔和了一些,像是在回忆什么美好的事情。“那时候我爸的腿还没受伤。他带我和阿妈去的。走到半路我走不动了,他就背我。背着走了三个小时。”

    “后来呢?”

    “后来就到了。站在那里,整座山就在你面前。白的,全是白的。”她停了一下。“那天晚上我们在帐篷里过夜。我睡在爸妈中间,很暖和。”

    她没有再往下说。但陆云从她的沉默里听到了她没有说出口的部分——后来,地震来了。旅馆塌了。爸爸的腿断了。那些“很暖和”的夜晚,变成了压在胸口上的石头。

    他换了个话题。“明天早上,我们去划船。你说的。”

    尼玛转过头看着他。“你起得来吗?”

    “几点?”

    “五点半。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最好看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五点半。”

    她似乎不太相信他能起得来,但没有再说什么。

    第二天清晨,陆云在闹钟响之前就醒了。

    窗外的天色还是一片深沉的靛蓝。远处的雪山在黑暗中隐约可辨,像一群沉默的巨人。他穿上外套,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。旅馆的大堂里空无一人,只有前台亮着一盏昏暗的灯。他推开门,清冷的晨风扑面而来,带着湖水和青草的气息。

    尼玛已经在湖边等他了。

    她站在栈桥的尽头,背对着他,面朝湖面。清晨的费瓦湖被一层薄雾笼罩着,湖水和天空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,整个世界像一幅还没干透的水墨画。浓稠的白雾在湖面上缓缓流动,时而露出一小片镜子般的水面,时而又合拢起来,把一切藏进它的深处。远处的鱼尾峰在雾中若隐若现,雪顶在逐渐变亮的天光中泛着淡淡的粉色。

    湖边的船夫正在把一条条木船推进水里。船很窄,涂着蓝色的漆,船头微微翘起,像一片柳叶。船夫问他们要不要雇人划,尼玛摇摇头,自己拿起了桨。

    “你会划?”陆云问。

    “我是在湖边长大的。”

    他们上了船。船很小,两个人面对面坐着,膝盖几乎碰在一起。尼玛坐在船尾,熟练地把桨插入水中,轻轻一推,船就无声地滑离了栈桥。

    晨雾很快吞没了他们。

    岸边的房屋、树丛、栈桥,都在几分钟内被浓雾吞噬。他们仿佛漂浮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里,四周全是白茫茫的雾,分不清哪里是水,哪里是天。只有船桨划水的声音——轻柔的、有节奏的哗啦声,像这个清晨唯一的心跳。

    “你听到了吗?”尼玛忽然说。

    “什么?”

    “安静。”

    陆云听了一下。确实,除了桨声和水声,什么都没有。没有汽车的喇叭声,没有手机的铃声,没有会议室里的人声。这种安静不是空洞的,而是充盈的——像一个装满了清凉液体的容器,把他们浸泡在其中。

    “在加德满都听不到这种安静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在重庆也听不到。”

    陆云笑了一下。他意识到这是尼玛第一次主动提到重庆。她说的是事实。

    晨雾渐渐开始消散。先是天空露出了一角淡蓝,然后鱼尾峰的雪顶刺破了雾霭,在晨光中呈现出一种近乎透明的白色。雪山的倒影开始在湖面上显现——起初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,随着雾气进一步消散,倒影越来越清晰,最后完美地映在如镜的水面上,对称得几乎分不出哪个是山,哪个是影。

    尼玛停下了桨。

    船静静地漂在湖心。她看着远处的鱼尾峰,沉默了很久。

    然后她开始唱歌。

    那是一种陆云从未听过的旋律。不是他在任何场合听到过的那种音乐——不是流行歌曲,不是民谣,甚至不是那种在寺庙里听到的诵经。那是更古老的、更原始的声音,像是从雪山和湖水之间自然生长出来的。她的嗓音不高,但很干净,像雪山融水一样清澈,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颤音。歌词是他听不懂的语言——大概是夏尔巴语——但旋律里有某种他能够感受到的东西:不是忧伤,不是欢快,而是一种辽阔的、沉静的诉说。

    歌声在湖面上飘荡。湖对岸的雾气已经完全消散,露出一片苍翠的山林。几只水鸟从芦苇丛中惊起,掠过湖面,翅膀尖在水面上点出几圈涟漪。

    她唱完了。最后一个音符落在水面上,荡开,消失。

    “是什么歌?”陆云问。他的声音不知为什么放得很轻。

    “是我们夏尔巴人的歌。很老了。我阿妈教我的。”

    “唱的什么?”

    尼玛低头看着船底的积水。那里也倒映着一小片天空。

    唱的是山。还有住在山上的女神。还有一个人,翻过了山,就没有再回来。”她停了一下,咳了一声,很轻,像只是清一清嗓子。“我们夏尔巴人有很多歌都是这样的。”

    “唱离别?”

    “唱等待。”

    陆云没有接话。远处的鱼尾峰安静地立在湖的对岸,雪顶在越来越强的阳光中变得更加耀眼。

    “我阿妈说,”尼玛的声音很轻,“山是活的。你站在山上,就要尊敬它。”

    “你信吗?”

    “信。”她回答得很快,很轻,很确定。

    她沉默了一下,然后把桨重新插入水中。船又开始缓缓移动。

    “地震那年,”她忽然说,“我不是在自己家的旅馆里被压的。”

    “你说你在加德满都。”

    “嗯。我本来应该在村子里。那天是临时去的加德满都,帮亲戚的忙。”她把桨换到另一侧。“我家那个村子,后来整个都塌了。一个人都没死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?”

    “因为那天是萨嘎达瓦节。全村人都去寺庙了。那座庙在村子的上坡,地基很稳,没有塌。”她的目光和远处的鱼尾峰交叠在一起。“所以所有人都活着。”

    “除了你。”

    “除了我。”她说,“我在加德满都,被压在楼板下面。”

    陆云想象着那个画面。一个二十六岁的姑娘,在加德满都一栋陌生的房子里,被坍塌的房梁压住。黑暗、灰尘、疼痛。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,不知道家人是否还活着,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挖她。

    “被压了多久?”他问。

    “十个小时。也许更久。不太记得了。”

    十个小时。在黑暗和疼痛中等待十个小时。她的肺大概就是那时候被压伤的——胸腔被重物压迫太久,造成了慢性的损伤。她从来不详细说这件事,只是在偶尔的咳嗽里暴露它的存在。

    “后来是谁把你挖出来的?”

    “邻居。还有几个中国救援队的。”她说这话的时候,看了陆云一眼。“所以他们跟我说,中国人很好。你也是中国人。”

    陆云低下头。他不是救援队的。他只是一个商人。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。

    “你恨那座山吗?”他问。

    尼玛摇摇头。“不恨。我阿妈说,山是活的。它给,它也拿走。它拿走的,会在别的地方还回来。”

    “用什么还?”

    她没有回答。她把目光从鱼尾峰收回来,落在船头的某个点上。

    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。湖面上的最后一丝雾气也消散了,湖水呈现出一种深沉的碧绿色,清澈得可以看到水下几米深处的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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